楼下那扇铁门的呼叫铃又响了，短促的一声，像有人拿指甲弹了一下。母亲从厨房探出头，让我别开门，说这阵子楼上搬来几户陌生人，按错门铃是常事。我趴在猫眼上往外看，一个穿校服的孩子正踮脚够按钮，书包带子滑到胳膊肘。他按了三遍，没人应，就蹲在台阶上写作业。门卫老陈后来跟我说，那孩子住六楼，奶奶耳背，经常听不见铃响。老陈说这话时，正拿扫帚扫楼道口的烟头，扫两下就拄着扫帚歇一歇，腰弯得像张拉满的旧弓。

老陈的腰是前年冬天落下的毛病。那会儿他还能一口气扛两袋米上七楼，现在不行了，走几步就得扶着墙喘。他跟我说，人过了五十，身体就像这栋楼的下水管道，表面看着没事，里头早锈了一层。我问他怎么不去医院看看，他摆摆手，说拍个片子要两百多，够买半个月的菜。他每天五点起来扫院子，扫完就坐在门卫室门口，拿个玻璃罐泡药酒，说是老家偏方，喝一口能顶半天。罐子里的枸杞和当归浮浮沉沉，像泡着几粒褪了色的日子。

我后来开始留意楼里那些老人的作息。三楼的张老师每天六点半准时下楼打太极，动作慢得像在水里划拉，但风雨无阻。五楼那对老夫妻傍晚必出门散步，一人拄一根竹杖，走得不快，但从不间断。他们碰见我总点头笑笑，不多说话。有回下雨，我看见张老师在一楼门厅里打拳，雨从门缝潲进来，打湿了半边袖子，他也没停。我站在楼梯口看了会儿，忽然觉得健康这事没那么玄乎，就是每天还能自己穿鞋、自己下楼、自己决定往哪走。

我自己的日子过得不算规律。写稿到半夜是常事，第二天中午才醒，早饭和午饭并成一顿。有阵子胃总疼，去药店买盒胃药，药师叮嘱我按时吃饭，我点头，回家还是老样子。直到有回半夜疼醒，趴在马桶边干呕，才觉得有点怕。第二天早上我跟着张老师下楼，看他打拳，自己就在旁边甩甩胳膊踢踢腿。他打完一趟，冲我竖了个大拇指，没多说什么。那天我回家吃了碗热粥，胃里暖了一整天。

楼下的呼叫铃还在响，有时是快递，有时是忘带钥匙的年轻人，有时是那个找奶奶的小孩。老陈的腰还是那样，但他开始每天多走一圈院子，说是医生让他动一动，别老坐着。我问他药酒还喝吗，他笑了，说早换成白开水了，药酒太贵，不如多喝热水实在。他说这话时，夕阳正照在门卫室的玻璃上，反光晃得人眯眼。他拿起搪瓷缸喝了一口，水汽模糊了半张脸。

健康这词听着大，落到日子里就是些小事。能自己按亮楼道的灯，能听见门铃响，能弯腰系上鞋带，能一口气走上六楼不歇。这些事平时不觉得，等哪样做不了了，才知道要紧。我写这些字的时候，窗外又传来一声呼叫铃，短促的，像有人在提醒什么。我没起身，只是把杯子里的凉水换成热的，慢慢喝了一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