理发店门口的三色灯还在转，红蓝白一圈一圈，像某种不知疲倦的慢跑者。我坐在那把掉漆的铁椅子上等父亲剪完头发，眼睛被旋转的光晃得发困。街对面是市体育场的外墙，爬山虎遮住了大半标语，只露出一个“体”字，底下还有人用粉笔歪歪扭扭画了条跑道。父亲说，他小时候就在那里面跑过四百米，跑道是煤渣铺的，摔一跤能嵌进膝盖里。我问他跑第几，他说第四，前三个都是体校的。后来他再也没进过那个门，倒是常来这家理发店，椅子转来转去，和那盏灯一样，都是转圈的事。

体育场门口总有人卖冰棍，一个泡沫箱子架在自行车后座上，棉被盖得严严实实。夏天傍晚，跑完步的人三三两两出来，汗衫贴在背上，掏五毛钱买一根，站在树荫下吃完再走。我见过一个老头，每天慢跑十圈，跑完不买冰棍，只把泡沫箱边上的冰水往脸上抹一把。他跑得极慢，步子碎得像在数地上的砖缝。有人笑他，他也不理。后来听说他年轻时是省队练竞走的，膝盖废了，只能这么慢慢颠。体育这件事，有时候是快，有时候是慢，慢到旁人看着都着急。

父亲剪完头发，碎发落在围布上，黑白参半。他站起来抖了抖脖子，说脖子后面还是有点扎。理发师傅拿海绵给他扫，动作很轻。父亲年轻时打篮球，单位比赛，他打中锋，抢篮板时被人一肘子撞在脖子上，从此落了个毛病，一扭头就咔咔响。他说那场球还是赢了，他罚球准，最后两分钟得了六分。现在他看电视里的球赛，看到有人抢篮板就下意识摸脖子。体育留在人身上的东西，有时候是一块疤，有时候是一个习惯动作，有时候只是一点隐隐的酸。

我上中学时跑八百米，跑到第二圈就喘不上气，喉咙里像塞了棉花。体育老师跟在旁边喊，别停，慢点也行。我就慢下来，几乎是在走，但没停。最后一百米，看台上有人喊我名字，我抬头看了一眼，脚下一软差点摔倒。过了终点线，我趴在栏杆上吐了，吐完抬头，天是红的，因为太阳快落了。那之后我再没跑过八百米，但走路一直很快，像是身体里还留着一点没跑完的劲。体育课教的东西，很多都忘了，就剩这点劲。

小区里有个篮球场，地面裂了缝，篮网早没了，只剩铁圈。每天傍晚都有人来打球，穿拖鞋的，光膀子的，叼着烟的，打半场，谁输了谁下。有个胖子投篮很准，三分线外一步，踮脚就扔，球在空中转很久才落进筐里。他不怎么跑，就在那儿站着，接球，投，偶尔喊一声“板”。有一回球滚到我脚边，我捡起来扔回去，他接住，冲我点点头，然后又是一记三分。体育有时候就是几个陌生人，在一个破场地上，因为一个球滚到脚边，互相点了个头。

三色灯还在转。父亲走出理发店，摸了摸后脑勺，说清爽了。我们沿着体育场外墙走，爬山虎的叶子擦过他的肩膀。里面有人在跑步，脚步声从墙那头传过来，闷闷的，一下一下。父亲忽然说，要不明天早上来走走。我说行。我们没再说别的，就慢慢走回家去。那盏灯在身后越转越小，红蓝白，红蓝白，像一个人还在跑，一直跑，不为什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