隔着新生儿科病房的玻璃，他看见护士托起那个皱巴巴的小身体。爷爷的手掌按在窗面上，留下五个模糊的指印。他想起四十年前，自己也是这样被父亲隔着育婴室的木栅栏张望的。那时候没有玻璃，只有一道刷了白漆的铁栏杆。他父亲后来常说，那天他数清了栏杆有十七根。这个数字被反复讲了一辈子，成了家族记忆里一块小小的基石。教育大概就是从这样的注视开始的，一个人看着另一个人，想把什么传下去。

他儿子出生时，他在产房外的长椅上读一本旧书。书页泛黄，是父亲留下的《史记》。读到“太史公曰”四个字，他突然觉得那些帝王将相的故事离自己很远。真正需要他弄明白的，是如何给一个婴儿换尿布，如何在他哭闹时分辨饿了还是困了。这些事没人教过他，父亲也没教过。父亲只教他背过“床前明月光”，教他写自己的名字时要横平竖直。那些零碎的传授，当时不觉得是教育，现在想起来，每一件都在塑造他看世界的方式。

他后来做了中学语文老师。教室里五十个学生，五十种家庭。有个女孩总在作文里写她奶奶的菜园，写黄瓜藤怎么爬上竹架，写清晨的露水怎么从叶尖滚落。文字笨拙，但有一种结实的诚恳。他把她的作文念给全班听，念到一半自己停了。他想起父亲从没夸过他的作文，只说“字写得像鸡爪”。那天放学，他给那个女孩批了一行字：你奶奶的菜园很好。这行字算不算教育，他不知道。

儿子上初中那年，迷上了拆家里的电器。收音机、闹钟、手电筒，拆完摊一桌子零件，装不回去就扔在那里。他妻子要发火，他拦住。他想起自己小时候拆过父亲的钢笔，把笔尖摔弯了。父亲没打他，只是把弯了的笔尖夹在书里，说“留着，以后你儿子要是也拆东西，给他看”。那枚笔尖现在还在他书桌抽屉里。他把抽屉打开给儿子看，儿子摸了摸，问这是什么。他说是爷爷的钢笔尖。儿子哦了一声，继续拆他的收音机。

去年父亲病了。病房的窗户朝西，下午太阳照进来，父亲眯着眼说太亮。他伸手把窗帘拉上，父亲又说太暗。来回几次，他索性坐在床边，用自己的影子给父亲挡光。父亲忽然说，你小时候我教你骑自行车，你摔了十七次。他笑了，说您记错了，是十六次。父亲也笑，说第十七次你骑走了，没摔。两个人都不说话了。窗外有只麻雀落在空调外机上，歪头看他们。教育有时候就是这样，你以为在教，其实是在记。记下那些摔了的和没摔的。

现在他站在新生儿科窗外，手掌还按在玻璃上。里面的婴儿打了个哈欠，小嘴张成方形。他想起父亲最后那几天，总把“教”字挂在嘴边，说“我没教好你”。他当时不知道怎么接。此刻他想，如果父亲还在，他会说：您教我的那些，我一样都没忘。但他没说出口。玻璃上他的影子叠在婴儿身上，像一页翻过去的书。走廊那头有护士推着车过来，轮子碾过地面发出咕噜声。他把手从玻璃上移开，指印慢慢淡下去。